許多人喜歡學習二王的行草書，功夫沒少下，但成效不大，或粗鄙狂野，或拘謹死板，或纖弱而缺少生氣，為什么？因為好東西是很難得到的，實現(xiàn)的道路也大有講究。王羲之離我們太遙遠，這不僅是歷史年代阻隔的問題，更大的問題是誰也沒見過他書法的真面目，若說唐人摹本下真跡一等，那你就太輕信別人了。貞觀年間收藏內(nèi)府的王羲之書法經(jīng)過褚遂良的法眼之后，號稱“一件偽作也沒有”，但這些大內(nèi)高手還是被孫過庭等人的瞞天過海之術給戲弄了。所以一開始，你最好別直接臨摹唐人摹本或宋代刻帖，因為它們與真王羲之都有距離。這時候，我們不妨采取圍魏救趙的策略，繞道實現(xiàn)目標。比如學米芾的行書或者孫過庭的《書譜》，因為這些是真跡。只有臨摹真跡，才能使用筆細致入微，才敢提按縱橫而開合有度，才能不斷錘煉生氣，達到氣韻生動的效果?！稌V》是流傳至今的最接近王羲之草書的古人真跡，字數(shù)多，從前至后的風格跨度也足夠大，是學習王羲之草書的最好門徑。如果有臨習《書譜》真跡的經(jīng)驗，再臨摹王羲之的草書刻帖如《十七帖》、《大觀帖》之六、七、八卷，會感到得心應手、事半功倍。

    學習二王行草，在唐人摹本與宋代刻帖之間，我更看重宋代刻帖的臨摹價值。唐摹本與宋刻本，一刻一摹，皆非真跡，都不能看到原作墨色。臨摹人的眼睛應該一塵不染，與其受到填廓的毫無生氣的墨色的干擾，寧可看不見墨色，只看輪廓。而且刻帖篇幅大，可供發(fā)揮的空間就大。當然，摹本之中也有墨色比較自然流暢的，如王羲之的《寒切帖》，印象中是天津博物館的藏品。唐摹本和宋刻本制作的初衷也不同。唐摹本是宮廷復制品，目的是收藏和賞賜用的禮品，當時學習書法不大用它，而是主張學習真跡，這一點在兩《唐書》和唐宋人筆記中都有反映。宋人不容易看到晉人真跡，才刊刻了《閣帖》和其他法帖，供傳播和學習。論質(zhì)量，宋刻本中的精品遠勝唐摹本。我所說的質(zhì)量，主要看氣韻是否生動、筆跡是否清晰以及受損程度等。刻帖數(shù)量多，更系統(tǒng)。王羲之摹本有不少，個個不一樣，這些東西時間跨度很大，風格差異也很大。如果你學其中一部，字數(shù)太少，達不到打基礎的目的，創(chuàng)作時會捉襟見肘；你學多部，那么是大雜燴，古話說“踳駁”。你很難把他們整合為一個內(nèi)在統(tǒng)一的整體。一種成功的風格，技術上不會十分龐雜，惟其如此，才能內(nèi)在統(tǒng)一。在一個比較和諧的框架內(nèi)，不斷地吸收合理的新東西，才能由漸修而達到質(zhì)的飛躍。宋刻帖是經(jīng)過了歷史檢驗的成功經(jīng)驗，為什么不按照成功的經(jīng)驗辦事呢？

    在《淳化閣帖》和《大觀帖》之間，我傾向于學習《大觀帖》?！洞净w帖》是法帖鼻祖，影響的確很大，但問題是刊刻失于肥濁，不如《大觀帖》的清勁及骨氣洞達。況且現(xiàn)在所能看到的即使所謂宋拓，也殘缺過甚，甚至由于拓紙的褶皺造成筆畫錯位、變形，乃至于錯字。我認為，現(xiàn)在傳世《淳化閣帖》殘拓，其文物價值、碑帖研究價值是主要的，而書法臨習的價值完全可以被更好的《大觀帖》所取代。

    翻譯講究信達雅，它同樣適用于臨摹法帖。開始臨摹一部古帖，要求信，忠實于原作，因此工具也要接近原作的時代。王羲之的字簡括達到極致，筆畫的內(nèi)擫與精準是空前的，因此，一開始最好用硬紙和小筆，不要放太大。至于放大臨，用生宣紙、羊毫筆與其說是臨摹，毋寧說是再創(chuàng)造。孫過庭、王鐸是兩個極端的代表。因此，不存在什么工具好的問題，只存在什么階段用什么工具、什么工具辦什么事的問題。